这是一所追赶时代的特殊大学,几乎不需要和同学挤独木桥。但它的对手却比千军万马还要强大,因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在这里,成千上万拖家带口的知识饥渴者曾像洄游的鲑鱼一样逆流而上。
2020年12月21日,平凡的一天,青岛广播电视大学更名为“青岛开放大学”。这所大学的名字,从一开始彰显的一种教育形式的符号,升华为一种精神和灵魂的自信呐喊。

“青岛火柴厂朱新国第一学期电大学杂费,叁拾元整”。这张泛黄的收据单,时间落在1984年4月3日。红色的收据抬头和赫然的红圈印章严肃规整,蓝色的手写字体苍劲洒脱,一红一蓝两个对比鲜明的颜色仿佛跳动的音符,组成一首抑扬的协奏曲,唤醒了与时空隔离的年代感,光阴的痕迹从纸上跃然而出。
“这是我在青岛广播电视大学用了3年时间,修满学分的毕业证。那是一段特殊的大学时光,听着广播、看着电视录影带上大学的日子,永远难忘。”这张收据的主人朱新国今年刚满60岁。
1984年,他24岁。

电大插班生
    “其实早就没用了,也不知道为什么留到现在。一存就是30多个年头。”连朱新国自己也说不清楚,搬了好几次家都不舍得扔掉的这几张青岛电大学杂费单据对自己意味着什么,是年代的纪念,是命运的转折,抑或是两者兼有。
十年“文革”,荒废了朱新国的少年求学时光。1977年,中断了11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中国恢复了大学的教学秩序,也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此时的朱新国,也萌发出一股子按捺不住的“躁动”——想读书。但作为家里的老大,他初中毕业后就去参军了。

“不是不想上高中,是没有条件上”,家里孩子多,生活十分拮据,兄妹4人买铅笔、橡皮、本子等文具的开支,都是家里无法支撑的负担。

1983年从部队复员后,朱新国被安排进了当时热门的国营大单位青岛火柴厂,负责管理单位的食堂。在计划经济年代里捧上“铁饭碗”,收入稳定,分担了父母养家的重担,如此按部就班走下去,也算是人生无忧吧。
然而,青年人的内心深处总是有一种希望突破传统束缚,打破常规限制的极度渴求。但是好工作安排不易,不能为了弥补读书的机会,把工作说辞就辞掉。

朱新国把读书的渴望压在心底,直到1984年的一天,一扇求知的大门为他敞开。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相识的老师告诉朱新国,青岛有个广播电视大学,可以不脱产上大学,机会难得。朱新国兴奋不已,兴冲冲报了名。

“那时一学期的学费是30元,后来涨到40元。我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几十元。”朱新国捋了捋收藏的这些收据的边角,年代久了,纸张都有了褶皱。

“那时的广播电视大学,大多是大单位或各大局组织办的班,比如一轻局班、二轻局班等,一个班里大多是一个单位或者一个局系统的同事。”朱新国回忆,“我当时上的是第二海水养殖场办的班,上课的地点在太平角附近。那个班是1982年开办的,我1984年才入学,算是一个插班生吧。”

朱新国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他所在的班级一共40多个同学,年龄从十八九岁到四十几岁不等,大多是高中学历,像他这样初中学历读电大,算是极少数。

“初中学历直接报名上大专,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很多人光想想就退缩了。”经历过军队和工厂的磨练,“不服输”早已刻进朱新国的骨子里。
电大,是一所少有同龄人的大学,它宽容得就像一座浩瀚的海洋,不问出身,任何人都可以投身到这里恣意汲取知识的原水。

在教学点里,都是像朱新国这样渴望用知识丰满自己的求学者,他们有没考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也有已经参加工作的工人、服役的军人；有未婚的青年,也有成了家带孩子的中年人。大家从四面八方而来,只为了圆一个因身处那个年代缺失了很久的读书梦。

下了班去上课

“宽进严出”——回忆起30多年前上电大的经历,朱新国脑子里首先冒出这样一个词。

“那时是修学分制度,你修够了学分就可以毕业。”虽然不问出身,但是如果要从电大毕业,那得修炼一身过硬的“真本领”。“我们班40多个同学,只有一半人拿到了毕业证。”每门课都要及格才能拿到证,想轻松混个毕业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学员都是在职人员,为了不耽误大家白天的工作,上课时间都安排在下班后,从晚6点到晚8点半。那时城市交通不像现在这样便利,朱新国上课的教学点在太平角附近,工作单位在利津路,家住在四川路。他每天下了班就急匆匆赶着挤公交车去上课,顾不上吃晚饭是常事,“上完课回到家经常就要晚上10点多了”。三年时间里,三点一线勾画起一个平面,落满了他孜孜不倦求学的脚步。

“绝大部分都是脱产来上学的工人,有没有时间学习是你能不能及格的关键。”朱新国所在的青岛火柴厂是国营大厂,当时全厂职工两千多人,只有四五个人报名上了电大。幸运的是,领导都非常支持他,每次考试前会给他一个月的假期,让他充分准备复习,同事也会在他请假的日子里主动分担他的工作。

“有些单位支持职工考大学,会给1个月、两个月时间让你准备考试,也有单位不支持的,不给假期,那些同学就没有时间复习,也就没有毕业。”朱新国惋惜地说。

电大,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广播和电视读大学。“在晚上的集中学习时间里,会有授课老师组织大家收听广播、看电视上的公开课。那时候有一个专门的教育频道,全国的名师统一在广播、电视上授课,而现场的授课老师会为学生们画重点、答疑。”朱新国回想着当时的学习情景,连连感慨,那时的学习资料也是“稀缺品”,同学之间经常要相互借阅、誊抄,“厚厚的一本学习资料,经常到最后就被翻成了灰蒙蒙、皱巴巴的样子。”
只有重返课堂的人,才能深深体会到学习机会的来之不易。

“哲学课和古汉语课是最难的。”对于只有初中学历的朱新国来说,拼音都是入门级的,更何况这样高难度的课程,它们就像是两个“大山头”横在自己眼前。“刚开始接触《古汉语》这门课时,宾语倒置、通假字……简直就像天书。尤其是宾语倒置句式,因为和我们平时的语句逻辑不一样,总是理解不了。很多同学毕不了业都‘栽’在古汉语这门课上,考个两三次还不及格也是常事。”为了啃下这个“硬骨头”,朱新国下了不少苦功夫。

“看不懂就多看几遍,记不住就多背几遍。12点之前睡觉的情况几乎没有。”即使过了30多年,那无数个夜读的日子,幻化成一盏盏橘色的灯光,仍然清晰地镌刻在朱新国的脑海里,闪着忽明忽暗的光亮。
父母为了支持朱新国上大学,把家里唯一的一间卧室给了他,便于他一个人在这个房间里挑灯夜读。无数个夜晚,朱新国像一个战士,在浩大的战场上厮杀,艰难地攻克一个又一个堡垒。那时,他的眼里、心里,有一个装满曙光的明天。

一毕业工资涨4块

本领学没学到手,总是要真刀真枪上阵拼一番才能知道。电大每年组织两次集中考试,时间分别在1月份和7月份。每次考试前的一两个月,朱新国和几个同学都会组建一个学习小组,大家一起学习、相互督促。“一般都是轮流到每个同学家,比如今天在你家,明天去我家。当时有个同学,家里正好在沂水路有一处闲置的空房子,大多数时间我们都集中在那里复习。”

一个月的冲刺期,必须全力以赴。大家经常要学到晚上12点之后,或骑车、或步行回家,身体在回家的路上,脑子却还徜徉在题海里,过一遍刚背的历史、地理,回顾一下哲学题的解题思路。“有时候想问题入迷了,骑车过了家门了都不知道,还一直往前骑呢。”朱新国笑道,不少次因为背题太投入,导致他错过家门而不入,回过神来自嘲不已。

“尤其是准备冬季那场1月份考试时,11月、12月就要集中冲刺复习,不管天多冷,大家依然坚持学到晚上12点多,同学家沂水路那间闲置的房子里没有炉子、暖气,手冻僵了,不听使唤了,哈一下气,暖一下再继续翻书。有一天晚上雪特别大,路上的积雪都能没脚踝了,自行车是骑不成了,同学们就各自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回家,摔个跟头爬起来继续往家挪。回到家整个人都冻透了。”朱新国如今说得风轻云淡,“这些苦都不算什么。”

那无数个夜晚就像一块块磐石,垒起一道倔强的堡垒,将外面纷杂的世界划在分明的界限之外,被一盏明灯照亮的道路上,只有一个个飞奔的身影,拼了浑身的力气,要抵达那个属于自己的黎明。

“很多年后你再回想,读书是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事情,你付出的努力都是值得的。”想起那些“疯魔”的读书夜,朱新国脸上满是欣慰的笑容。

拿到大专毕业证后,朱新国工资条上的“书报费”涨了4块钱。不久,青岛火柴厂党委办公室需要一个秘书,朱新国凭自己“汉语言文学”的大专文凭顺利入职。

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澎湃涌起,不少大牌国企受到冲击,纷纷转型改制,“铁饭碗”仿佛在一夜之间就被打碎了。青岛火柴厂的产品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这座曾经享誉全国的国营大厂也即将落下帷幕。

改革浪潮席卷,一个人的一叶扁舟在洪涛中是那么渺小而毫无抵挡之力,但不管今后漂向何处,知识、文凭却是手中可以掌握方向的一柄桨。不甘消沉的朱新国决定应时代大潮,下海创业。他曾走出故乡奋斗南国,也曾做过私营企业的管理者,如今回头再看,“文凭不是万能的,但总是个敲门砖吧,没有电大这个文凭,可能你连应聘求职的机会都不会有。”

读电大时朱新国没有想到,有两门课对他的一生影响深远,一门是《哲学》,一门是《应用写作》。“《哲学》被称作‘聪明的学问’,它为我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与人怎样相处,处事要掌握怎样的进退,时隔多年虽然记不清书中一些具体的话,但它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应用写作》则是直接给予我生存的技能,它比较具象地教给你文章开头、中间、结尾要怎样布局展开,不管在哪份工作中,我都是一把‘好笔头’。”正所谓闯荡“江湖”,有一技傍身,总是会走得从容一些。

人生被电大改变的不只有朱新国,同班同学中很多人通过考取大学文凭而重新勾画了人生的轨迹,有人从工厂工人迈入政府机关,成为公务员；有人当了律师,开办了律师事务所……时代,水大浪高,从过往开往未来,潮头总是后浪推前浪。

一曲青春之歌三十载

“叮咚——”妻子韩丽丽的手机上收到电大同学发来的一条微信,“快给你老公看看,还记不记得你年轻时的模样了。”朱新国凑过去看了一眼,腼腆地笑了,“记得,哪能不记得呢。”照片上的韩丽丽,梳着两条长辫子,宽宽的眼镜架在鼻梁上,脸颊上是浅浅的笑,明亮的双眸温柔了岁月。

30多年前,朱新国走进电大班不久,就被同班的这个女孩子吸引住了目光,邀请她参加了每个学期考试前的学习小组。两颗心慢慢靠近,说不清是因为笔记本传递的温度,是解开难题的击掌相庆,还是一起秉烛夜读的奋力一搏……那是一段含蓄而内敛的青春时光,朱新国和韩丽丽之间没有过多的表白,也没有太多的花前月下。
1987年双双拿到电大毕业证的那年,他们结婚了。

光阴轮转,30多年后退休在家的朱新国和韩丽丽照看着小孙女。兴起时,朱新国拿出口琴,一曲《浏阳河》吹得婉转优美,小孙女和妻子都是最好的观众,一个拿手机录像,一个拍手叫好。口琴是朱新国初中时自学的,什么曲儿过一遍他的耳朵,都能从口琴上再“复制”成相同的旋律。

妻子韩丽丽拿着手机录像,眼睛里依然是满满的欣赏:“年轻的时候就是喜欢你这股聪明劲儿,什么东西一学就会。”所有最静好的时光,携手走过的风霜,抑或是相见时最初的模样,都在朱新国的琴声中缓缓流淌。

“我发现现在还有来往的、还能一起玩的,都是一起有过成长经历的人,你说是吧?”韩丽丽翻着手机中的照片,对朱新国感慨道。

“怎么,你闺蜜们又要组织聚会了?”朱新国会心地笑了笑。韩丽丽的闺蜜有六七人,都是她电大的同学,每月都会聚聚,一起逛逛中山公园,吃饭逛街聊天。特殊的日子里结下了特殊的情谊,那些一起成长的同窗身影,也成了生命中的挚友。

“看你年轻那会儿辫子最长了,现在白头发多了也不知道染染。”玩笑嬉闹的笑声伴着日子一天天流走,曾经的青春之歌好像就在不远处回响。

“快过春节了,咱该去看看吴老师了。”朱新国翻着日历牌,对妻子韩丽丽说。

“那时候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们都是兼职,白天在学校里教完一天的课,晚上赶到教学点给电大的学生们上课,嗓子都干得说不出话来了,太不容易了……”每每回忆起这些老师,朱新国总是发自内心地感激。

“我们备考前有不明白的问题,会跑到老师家里去请教。当时居住条件都很有限,老师们住的大都是一间房,宽敞点的也就两间房。有的家里有咿呀学语的孩子,还有和老人一起住的,一个小组七八个同学,大晚上挤进老师家里请教问题,可想而知,那个场景有多聒噪。但是老师们从来没有面露半点不高兴。每次都是有问必答,直到所有的同学都听懂了。”

日子从指缝里流走,30多年风雨无阻,朱新国的很多同学都保持着看望老师的“习惯”,有的老师已经去世了,有的老师去了外地,然而那些年陪他们走过最煎熬的求学路,这份感动深留在时光里,依然那么清晰。就像那些翻越沟渠时对面伸出的手臂,攀登岩石时脚下的托举,与那登上人生山巅时看到的旖旎风景一起,封印在记忆中,也封印在光阴里……

“很多年后你再回想,读书是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事情,你付出的努力都是值得的。”